從經典文獻的閱讀誤區看權術濫用與道德淪喪
**論文:從經典文獻的閱讀誤區看權術濫用與道德淪喪——以《資治通鑑》、《紅樓夢》、《三國演義》為例**。 作者:陳宏振 19/5/2025
### 引言
中國古典文學與史學名著《資治通鑑》、《紅樓夢》與《三國演義》作為中華文化瑰寶,蘊含深厚的哲理、歷史智慧與人性洞察,對於讀者修身養性、理解社會、提升智慧具有重要價值。然而,若閱讀方式偏頗,僅汲取其中權謀、詭計與陰險手段,而忽略其道德教化與人文精神,則可能導致價值觀扭曲,甚至引發社會危害。本文以毛澤東及文化大革命時期為例,探討這些經典被誤讀為權術教科書的現象,分析其原因、影響,並提出正確閱讀的路徑。
### 一、經典文獻的文化價值與內涵
1. **《資治通鑑》**
司馬光編撰的《資治通鑑》是一部通史巨著,旨在「鑑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其核心價值在於通過歷史事件總結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強調仁政、德治與誠信。然而,書中記述的權謀鬥爭、帝王心術也為後人提供了豐富的案例。若僅聚焦權術,則易忽視司馬光「以史為鑑」的初衷。
2. **《紅樓夢》**
曹雪芹的《紅樓夢》通過賈氏家族的興衰,揭示了封建社會的腐朽與人性的複雜。書中雖有王熙鳳的權謀算計、賈雨村的趨炎附勢,但其核心是對人性悲劇的同情與對道德淪喪的批判。誤讀者若只學其勾心鬥角,則背離了作品的人文關懷。
3. **《三國演義》**
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以三國時期的歷史為藍本,塑造了諸葛亮、曹操等形象,展現了智謀與忠義的交織。書中的權謀策略,如空城計、連環計,固然精彩,但其強調的忠義、仁愛與家國情懷才是主線。若只學「你虞我詐」,則易淪為狹隘的功利主義。
### 二、誤讀經典的歷史案例:毛澤東與文革時期
A.**毛澤東對經典的閱讀與應用**
毛澤東熟讀《資治通鑑》、《三國演義》等經典,據其回憶,他曾多次通讀《資治通鑑》,並對書中的權謀策略頗為推崇。在政治實踐中,毛澤東善於運用歷史智慧,例如借鑑《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的謀略來制定軍事策略。然而,他對權術的過分推崇也導致了對道德底線的忽視。例如,在「反右運動」與「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鼓勵「批鬥」與「內鬥」,類似《資治通鑑》中記載的權臣傾軋,卻缺乏對仁政的追求。
毛澤東在「反右運動」(1957-1959)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中鼓勵「批鬥」與「內鬥」,確實與《資治通鑑》中記載的權臣傾軋有相似之處,表現為政治鬥爭的激烈、派系對抗和個人權力的爭奪,而缺乏對仁政的追求。以下是一些具體例子,結合歷史背景和《資治通鑑》的類比,說明這種現象:
### 一、反右運動中的「批鬥」與內鬥
反右運動起初是毛澤東號召知識分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鼓勵對政府提出批評,但隨後轉為打擊「右派分子」,導致大量知識分子和幹部被批判、整肅。
1. **例子:知識分子的批鬥**
- **事件**:1957年,許多知識分子如儲安平(《光明日報》總編)、章伯鈞(民盟領袖)因提出温和批評,如質疑黨的領導方式或官僚主義,被迅速定為「右派」。他們被公開批鬥,失去工作,甚至被送往勞改營。
- **內鬥特徵**:毛澤東利用知識分子之間的相互揭發,鼓勵公開會議上的「大鳴大放」,導致同事、朋友間互相指控,形成人人自危的氛圍。這種策略類似《資治通鑑》中記載的唐代「朋黨之爭」,如牛僧孺與李德裕的派系傾軋,通過相互攻訐削弱對方勢力。
- **缺乏仁政**:批鬥不以改進政策或促進社會和諧為目標,而是以政治清洗為目的,傷害了大量忠誠於國家的知識分子,與儒家仁政理念中的「寬厚待人」相悖。
2. **例子:地方幹部的內鬥**
- **事件**:在反右運動中,地方領導為了表現忠誠,競相擴大「右派」數額。例如,河南、山東等地領導人為了完成上級分配的「右派指標」,將普通農民、教師甚至黨內同志隨意定為右派,導致數十萬人受迫害。
- **內鬥特徵**:地方官員之間為爭取毛的信任,互相攀比整人力度,類似《資治通鑑》中東漢末年宦官與外戚的權力爭鬥,通過打壓異己來鞏固地位。
- **缺乏仁政**:這種運動忽視民生疾苦,地方官員為保自身權位而濫用權力,與《資治通鑑》中推崇的「以民為本」治國理念背道而馳。
### 二、文化大革命中的「批鬥」與內鬥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的更為激烈的政治運動,通過紅衛兵和群眾運動,對黨內高層、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進行大規模批鬥,內鬥達到頂峰。
1. **例子:劉少奇的被批鬥**
- **事件**:作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被毛澤東視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966年起遭到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公開批鬥。他被貼大字報、公開羞辱,甚至在1968年被正式開除黨籍,最終在監禁中病逝。
- **內鬥特徵**:毛澤東利用紅衛兵和部分黨內派系(如「四人幫」)攻擊劉少奇,類似《資治通鑑》中記載的北魏時期權臣爾朱榮清除政敵的手段,通過煽動群眾和利用派系鬥爭來實現權力清洗。
- **缺乏仁政**:劉少奇作為長期為黨工作的領導人,其被整肅並未基於實質證據,而是出於政治鬥爭需要,這種殞地之舉與仁政中的「忠恕之道」相違。
2. **例子:紅衛兵派系的武鬥**
- **事件**:1967-1968年,紅衛兵內部因意識形態或派系差異分裂為不同「造反派」,如北京的「天派」與「地派」、四川的「成都聯盟」與「重慶聯盟」。這些派系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武鬥,使用武器甚至導致數千人死亡。
- **內鬥特徵**:紅衛兵之間的爭鬥類似《資治通鑑》中三國時期諸侯混戰,各派系為爭奪「革命正統」地位不擇手段,導致社會秩序崩潰。
- **缺乏仁政**:武鬥造成大量無辜傷亡,毛澤東雖後期派軍隊干預,但其最初鼓勵群眾「大亂」以達到「大治」的策略,忽視了對民眾生命的尊重,與仁政的「愛民」原則相悖。
3. **例子:知識分子與「臭老九」的迫害**
- **事件**:文革中,知識分子被貶為「臭老九」,遭到系統性迫害。例如,清華大學教授被學生批鬥,北京大學教授如季羨林被下放勞動,甚至許多人被迫自殺。
- **內鬥特徵**:學生對教師、群眾對知識分子的批鬥,源於毛澤東「破四舊」的號召,類似《資治通鑑》中記載的秦末陳勝起義後部下因猜忌而內鬥,破壞了既有秩序。
- **缺乏仁政**:知識分子作為社會進步的推動者,卻被摧殞,文革對文化的破壞與《資治通鑑》中強調的「尊賢重道」治國理念完全相反。
### 三、與《資治通鑑》的對比
《資治通鑑》記載了大量權臣傾軋的案例,如漢末宦官與外戚之爭、唐代牛李黨爭、北宋王安石與司馬光的變法爭論等。這些鬥爭往往以個人或派系利益為核心,忽視國家長遠利益和民生福祉。毛澤東的「批鬥」與「內鬥」策略同樣如此:
- **相似性**:毛利用群眾運動(如紅衛兵)或黨內派系(如林彪集團與「四人幫」)削弱政敵,類似《資治通鑑》中權臣通過結黨或煽動民意打壓對手。
- **差異性**:《資治通鑑》中的仁政追求,如唐太宗的「納諫」、宋仁宗的「寬仁」,在毛的運動中幾乎完全缺席。毛的目標更多是鞏固個人權威,而非實現社會和諧或民生改善。
### 四、總結
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批鬥」與「內鬥」,如知識分子的迫害、劉少奇的倒台、紅衛兵的武鬥等,體現了毛澤東通過激化矛盾來鞏固權力的策略,類似《資治通鑑》中權臣傾軋的歷史現象。然而,這些運動缺乏仁政的基礎,導致社會動盪、經濟倒退和文化破壞,與傳統儒家治國理念中的「仁愛」「民本」精神相去甚遠。
B. **文革時期的權術濫用**
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間,社會風氣受到極端影響,部分人將《資治通鑑》、《三國演義》等經典中的權謀策略奉為圭臬,模仿書中的陰險手段進行派系鬥爭。例如,紅衛兵運動中的告密、誣陷與背叛,與《紅樓夢》中賈府內部的爾虞我詐頗為相似。這種誤讀不僅導致個人道德淪喪,更引發了社會信任危機與文化斷層。
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間,中國社會受到極端的政治運動影響,社會風氣劇變,部分人將傳統經典中的權謀策略應用於現實中的派系鬥爭。以下是一些具體的例子,說明當時如何模仿《資治通鑑》、《三國演義》、《紅樓夢》等經典中的策略進行鬥爭:
### 1. **《三國演義》中的權謀策略**
《三國演義》以其豐富的權謀和計策聞名,文化大革命中,部分人借鑒書中描寫的策略來進行政治鬥爭:
- **「借刀殺人」與「離間計」**:
- 紅衛兵或造反派團體常利用「借刀殺人」的策略。例如,某派系可能通過匿名揭發或製造假證據,將對手貼上「反革命」或「走資派」的標籤,誘導上級或群眾對其進行批判,從而消滅競爭對手而不直接出手。這類行為類似《三國演義》中諸葛亮設計離間曹操與其部將的策略。
- 具體案例:1967年,北京一些紅衛兵組織為爭奪領導權,散佈對方派系領導人與「叛徒」有關的謠言,導致對方被群眾孤立或遭到暴力批鬥,類似書中周瑜試圖離間曹操與徐庶的手段。
- **「連環計」**:
- 部分造反派模仿「連環計」,通過多層次設計陷害對手。例如,先製造小規模衝突激化矛盾,再通過大字報或公開批鬥將矛盾升級,最終讓對方在政治上徹底失勢。這種策略在地方權力鬥爭中尤為常見,特別是在1967-1968年的「奪權」高潮中。
### 2. **《資治通鑑》中的權術應用**
《資治通鑑》記述了歷代政治鬥爭的智慧與陰謀,文化大革命中,部分知識分子或領導幹部借鑒其策略:
- **「欲擒故縱」**:
- 在派系鬥爭中,有些人故意表現出妥協或示弱,誘使對手暴露意圖或資源,隨後反擊。例如,某地方革委會領導可能假意支持某一派系,暗中收集其「罪證」,最終發動突然襲擊,將其打倒。這與《資治通鑑》中記載的某些權臣通過假意退讓最終掌控局勢的策略相似。
- 案例:在1968年的上海,一些造反派領導人通過表面上的「團結」姿態,誘使對手放鬆警惕,隨後聯合其他力量發動批判,將對方逐出權力核心。
- **「結盟與背叛」**:
- 《資治通鑑》中常見的結盟與背叛策略也被廣泛模仿。派系間為爭奪權力,經常在表面上結成聯盟,暗中卻準備背叛。例如,1967年武漢「七二〇事件」中,地方造反派與軍方某些勢力結盟,但隨後因利益分歧互相揭發,導致衝突升級。
### 3. **《紅樓夢》中的人際策略**
《紅樓夢》雖然以家族生活為主,但其描寫的人際關係與微妙權謀也被用於現實鬥爭:
- **「以退為進」與「挑撥離間」**:
- 書中王熙鳳善於通過表面退讓或挑撥來操控局勢,這種策略被部分人模仿。例如,在一些單位內部,某些人通過表面上的謙讓或中立,暗中挑撥同事間的矛盾,從而在派系鬥爭中坐收漁利。
- 案例:在一些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學校或機關內,個別人通過散佈流言或假意調解,挑起同事或學生間的對立,從而削弱對手的影響力,類似《紅樓夢》中王熙鳳對付賈璉妾室的手段。
- **「製造輿論」**:
- 《紅樓夢》中,人物常通過製造輿論來打壓對手,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放大為「大字報戰」。例如,1966-1967年間,許多派系通過大字報誇大或捏造對手的「罪行」,以動搖其群眾基礎,這與書中某些人物通過流言影響他人聲譽的做法類似。
### 4. **具體歷史背景與現象**
- **大字報與輿論戰**:文化大革命中,大字報成為派系鬥爭的主要工具,類似《三國演義》中通過檄文或公開信來攻擊對手的策略。例如,1966年北京大學的聶元梓等人通過大字報公開批判校領導,掀起了全國性的「造反」浪潮。
- **派系結盟與分裂**:地方造反派之間的結盟與分裂,常常借鑒《資治通鑑》中記載的朝堂權謀。例如,1967年廣西的「聯指」與「四二二」兩大派系反覆結盟與背叛,類似書中記載的藩鎮間的合縱連橫。
- **個人崇拜與策略包裝**:部分領導人或派系頭目模仿《三國演義》中英雄人物的形象,通過公開演講或宣傳塑造自身威信,同時暗中採用陰謀手段打擊對手。例如,某些地方領導人通過公開表忠心來掩蓋私下派系活動。
### 5. **社會影響與後果**
這些權謀策略的濫用導致了文化大革命期間社會信任的崩潰與人際關係的極端緊張。派系鬥爭不僅造成大量冤假錯案,還使得許多人因被誣陷或揭發而遭受迫害。同時,這種極端的權謀文化也使得傳統經典的價值被扭曲,原本的教育意義被政治化。
### 三、誤讀原因分析
1. **閱讀目的的功利化**
毛澤東及文革時期部分讀者將經典視為「成功學」或「權術指南」,忽略其道德教化功能。這種功利化閱讀源於對權力與勝利的過分追求,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學而優則仕」觀念有關。
2. **缺乏全面理解**
經典文獻內容複雜,涵蓋哲學、倫理、歷史等多重維度。誤讀者往往只關注情節化的權謀故事,忽略作品的整體思想。例如,《三國演義》中曹操的權謀雖令人印象深刻,但其「寧教我負天下人」的立場並非作者推崇的價值觀。
3. **時代背景的影響**
文革時期,極左思潮與階級鬥爭觀念盛行,導致讀者傾向於將經典中的鬥爭哲學放大,忽視其對人性與道德的反思。這種時代氛圍加劇了對經典的片面解讀。
### 四、誤讀的危害與後果
1. **個人層面:道德淪喪**
將經典誤讀為權術教科書,容易使人陷入「勝者為王」的邏輯,漠視誠信、仁義等價值觀。這種心態在文革中表現為告密文化與人際關係的破裂。
2. **社會層面:信任危機**
權術濫用破壞了社會的信任基礎。文革期間,家庭、朋友間的相互猜忌與背叛,使社會凝聚力嚴重受損。
3. **文化層面:傳統斷裂**
經典文獻蘊含的中華文化精髓被簡化為權謀策略,導致傳統文化的深層價值被忽視,影響了文化傳承的完整性。
### 五、正確閱讀經典的路徑
1. **樹立全面的閱讀觀**
閱讀經典時,應兼顧其歷史背景、文學價值與道德教化功能。例如,閱讀《資治通鑑》時,需關注司馬光的治國理念,而非僅聚焦權謀案例。
2. **注重批判性思維**
讀者應具備辨別能力,對書中的權術策略進行批判性分析,而非盲目模仿。例如,對《紅樓夢》中王熙鳳的算計,應看到其最終的悲劇結局,從而反思權謀的局限性。
3. **結合現代倫理**
將經典中的智慧與現代倫理觀相結合,提取其普世價值。例如,《三國演義》中的忠義精神可轉化為現代社會的責任感與團隊精神。
4. **教育引導與文化傳承**
學校與社會應通過教育引導年輕人正確閱讀經典,強調其人文精神與道德價值,避免淪為功利工具。
### 結論
《資治通鑑》、《紅樓夢》與《三國演義》作為中華文化瑰寶,蘊含豐富的智慧與教化價值。然而,若閱讀方式偏頗,僅汲取其中的權術與陰謀,則可能導致個人道德淪喪與社會信任危機。毛澤東及文革時期的歷史教訓表明,誤讀經典的後果深遠。為避免重蹈覆轍,讀者應以全面、批判的視角閱讀經典,汲取其人文精神與道德智慧,從而在現代社會中實現個人修養與社會和諧的統一。只有如此,這些經典才能真正成為「資治」與「通鑑」的寶庫,而非權術的教科書。
### 參考文獻
1. 司馬光,《資治通鑑》,中華書局,1956年。
2. 曹雪芹,《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
3. 羅貫中,《三國演義》,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
4.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
5. 陳寅恪,《論再生緣》,《陳寅恪集》,三聯書店,1980年。
6. 王國維,《人間詞話》,中華書局,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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